邓小平逝世十周年

发表时间: 2007-2-08 17:35 作者: 公车子来源: 茶人社区

　　邓小平逝世十周年
(摘自南方周末)

　　十年前，那个令人悲伤的夜晚

　　编者按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转眼已整整十年时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他超凡的勇气与谋略，带领这个国家，史无前例地开启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变革。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在近年来为整个世界所瞩目。

　　在小平离开我们的十年时间里，改革沿着他所开辟的方向继续前进，中国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特大洪水、非典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社会也保持稳定，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在这十年时间里，改革开始进入攻坚阶段，如何在复杂格局下继续推进改革，我们要实行什么样的改革，如何缩小贫富差距、让更广大民众享受到改革成果以及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难题，也横亘在中国面前，需要改革者更好地思考与应对。

　　在此时代背景下，我们更要借此机会，深刻地缅怀邓小平同志。通过对邓小平理论的思想与精髓、改革气魄与谋略的缅怀，更有智慧与策略、更强有力地推进改革的纵深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立，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如此，中华民族自一百多年来生生不息的富民强国的复兴之路，一定是可以期待的。

　　2004年8月16日，在上海一个展览馆中，一位小朋友静静地站在邓小平同志的画像前CFP／图

　　“65329999”。

　　1997年2月19日晚11时许，路透社驻中国首席记者马珍的传呼机显示出这串数字。这是让马珍心跳加速的数字。它蕴藏着一个秘密。

　　对新闻记者来说，这个传呼极端重要，其含义是“邓小平去世”，只有发信息的“知情人士”和马珍两人知道。

　　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前，另一串数字出现在传呼机上———来自另一位知情人士，含义依然是“邓小平逝世”。

　　“只有我们知道打传呼的人是谁，他们彼此也不认识。”马珍的同事林氵光耀说，他立即回电话核实消息。

　　与此同时，马珍的电话响了，来电者是位高级别官员，说话简单而含蓄：“别睡觉了，今晚要出大事。”

　　从三个不同渠道的消息，印证了一个当年全世界最重大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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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子 (2007-2-08 17:38:31)

最后时刻

　　1996年12月12日，邓小平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对这位生活规律的老人来说，这样的例外绝少发生。

　　虽然也有先例，比如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熬夜看球。但保健医生发现这次情况不妙。老人咳嗽不止，不能畅快呼吸，不能下咽食物。身边的医生已不能应付局面，只好把邓小平送进医院。

　　让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副主任刘金田至今仍感到安慰的是，他们参与创作的系列纪录片《邓小平》成为老人有生之年看到的最后一部电视片。

　　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元旦那天，下了雪，老人躺在沙发上看完《新闻联播》后，仍有兴致地欣赏其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随身医护人员黄琳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话一句句重复出来，黄忽然感到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羞涩。

　　“那部片子我参与了创作，话语非常平实，小平同志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我们也不试图神化他，但小平同志仍然对我们偶尔描述他功绩的句子感到不好意思。”刘金田说。

　　中南海里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在这个时候依然忙于国务——1月，总理李鹏去了辽宁，政协主席李瑞环去了海南，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副总理朱镕基去了重庆，常委胡锦涛也按计划出访南美三国。

　　“世纪伟人”是对邓小平的一个恰当的称呼。图为2004年8月22日，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图片展CFP／图

　　1997年3月3日的《时代周刊》，题为：下一个中国：邓的继任者能否把中国变成一个为世界所接受或喜欢的超级力量。资料图

　　这时正是新年和春节之交，一年之计在于春，党和国家领导人事务繁忙。这期间，政治局委员们接到通报说小平同志病情稳定，不会有什么大事，大家有事可以去办了。

　　春节前夕，邓小平没有回家过年，但他仍然可以在医院会见前来看望的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

　　当时的新闻报道说，在谈话中，邓小平请江泽民等转达他对全国各族人民的节日祝贺，并希望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当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召开党的十五大两件大事办好。

　　进入2月，人们敏感地注意到，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一位当时的部级官员告诉本报记者，他很早就接到中央通知，说小平同志快不行了，这段时间要待在北京。

　　春节期间，回老家过年的刘金田接到上级电话，“说小平同志不行了，要求我立即回京。”接到电话的还有刘的其他同事。几天时间内，他们完成了《悼词》、《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三个文件。

　　老人从早到晚陷入疾病的折磨中。黄琳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

　　专家说：“他的心脏并没有什么厉害的病，肝脏也好，也没有糖尿病，就是后来神经系统不太好。由于帕金森病影响他咳嗽，影响他吃东西，后来只能吞咽，也影响他活动。他患帕金森症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到后来情况越来越差，再后来就是呼吸的问题了。”

　　采访过多位邓小平医生的研究者余玮说，那些医护人员便是小平临终时刻的见证者，他们所见证的是一个平民化的小平。

　　据透露，小平病重期间，他的家属与他一样，一点特殊要求都没有，不干涉医护小组的方案，小组完全自己做主。当然，每一套方案实施前，医疗组还是要请家属签字，家属只是履行手续，对医疗组特别信任、放心。

　　医护人员看到邓小平痛苦的样子特别难受，脸上难免露出愁容，老人会说那么发愁干嘛，高兴起来。

　　1997年2月19日傍晚6点多，邓小平的病情出现异常。老人的呼吸功能已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

　　邓小平夫人卓琳带着全家人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中央，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眼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

　　医生傅春恩说：“我们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这之前，发生过几次病情变化，都抢救过来了。这一次，我们同样进行全力抢救。”

　　到晚上9点08分，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时，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301医院副院长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眼睁睁地看到一直与自己形影不离的首长离开这个世界，在场的医护人员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

　　这个晚上，恒温病房内依旧温暖如春，窗外的冰雪却是一派北国气象，老人在这里走完他最后的历程。
公车子 (2007-2-08 17:46:10)

平静告别

　　当一辆饰有黄黑两色绸带的白色灵车开上长安街时，尽管从位于五棵松的301医院到八宝山只有2500米，但挤满了首都各界人士和从各地赶来的10多万人民群众。

　　有几个年轻人竖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日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动人情景。

　　“跟当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感觉和情绪有一些相似，很悲痛。”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刘忠德回忆说。

　　事实上，当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0天之后，1月19日，邓小平的大头像首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色调极为暗淡。封面左下角注明：“周恩来的继承人：邓小平”。

　　1997年3月3日，《时代》创刊74周年之际，邓小平第8次登上它的封面，只是，这次他看不见一个轮回后外界对后来者的期盼：《下一个中国：邓的继任者能否把中国变成一个为世界所接受或喜欢的超级大国？》3月3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在《告读者信》中称，能够两次当选该刊“年度风云人物”的，只有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等少数几位世界领导人，小平就位列其中。

　　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逝世及其追悼活动往往超越一个人的逝世本身，这种“超越”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比如周恩来和胡耀邦逝世后的情形。

　　这样的时刻往往敏感而揪心。

　　政治分析家则倾向于将邓小平的去世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去世联系在一起。

　　2月20日，新华社发表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和《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其形式级别和毛泽东主席同格。但没有像1976年那样发布《全国各地举行追悼仪式的通知》、《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予陆海空3军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和《中央委员会给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紧急电报》等文件。

　　一位新华社资深记者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我下楼上班时，电梯服务员很平静地说：”小平走了。‘上班的路上很平静。我用从业30多年记者的眼光和敏感，在沿途搜索当年毛泽东逝世时的情景，没有找到一丝一毫和21年前9月9日相重复的痕迹。“

　　20日凌晨4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第一时间上街采访，其时只有农贸批发市场人头攒动，忙于买卖的人们从记者口中得知这一不幸，一位卖菜的农村妇女用纯朴的语言反映出人们对邓小平的感情：“要不是小平，俺们现在哪能卖菜挣钱哪！”

　　记者继而问她：“那你担心不担心邓小平逝世会影响现在的政策呢？”

　　“我不担心，改革开放都快二十年了，变不回去了，要变也是往好了变，你说呢？”

　　在广东深圳深南大道上邓小平的巨幅照片前，很多市民、企业人士自发地献花圈、默哀，悼念邓小平，一时比较拥堵。

　　深圳市公安局因此开了一个维持悼念现场秩序的会，当时的公安局长在会上说，我们讲清楚了，这是悼念小平同志的活动，是群众自发的，民警维持秩序的时候一定要以礼相待。

　　刘忠德回忆说，当时中央的意思是，小平同志虽然走了，但是(他力推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变，“当时也有种种担心，但最终能实现平稳过渡，在我看来，说明大多数老百姓还是赞成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这一点我认为最重要”。
公车子 (2007-2-08 17:47:54)

平稳过渡，不留遗言

　　一个以江泽民为主任的459人的治丧委员会正式成立。治丧委员会没有设副主任。

　　邓小平逝世后，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过渡危机”。实际上，邓小平主动从政治舞台淡出以后，很平稳地完成了新老交替。

　　他相信已完成第二代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成功地实现了1985年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的承诺：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这会有助于实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

　　小平去世后的几天，中央电视台多次在节目中播放邓小平肯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镜头。

　　和毛泽东离世那种撕心裂肺的场景相比，邓小平离世给社会带来的震动要小得多，这是后人在总结这段历史时，经常提及的，而这正是他自己的希望，也是他晚年多种努力的结果。

　　邓小平生前再三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2·19”距香港回归日只剩131天。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20日早上悲痛地表示，“一国两制”概念创造者无法亲眼目睹香港回归，感到十分难过及悲痛。

　　同样在这天，《大公报》一记者匆匆从深圳赶回香港，他在中环地铁站做了随机采访。采访了大约100个人。

　　采访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你知道今天中国发生什么重要的事吗？二、你认为邓小平的逝世对中国大陆或香港未来走向影响大不大？三、你觉得邓的逝世会影响香港回归吗？

　　采访结果，百分之八十六的人知道邓小平去世；多数人认为这是件大事，但不认为会影响中国大陆或香港社会的未来走向；多数人也不认为会影响香港回归。

　　刘金田透露，小平在最后的日子里思维清晰，但他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那段时间，老人有时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

　　黄琳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琳这样想。

　　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只是淡淡地说：“该说的都说过了。”

　　“南方讲话就是邓小平最后的政治嘱托。大局已定之后，他就不再过问什么了。”刘金田说。
公车子 (2007-2-08 17:48:09)

全球吊唁

　　邓小平是20世纪后期，对人类世界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之一，世界各国领导人，无论其处于何种集团或者属于何种意识形态，对他逝世的反映确认了这一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一项声明中说：“在国际社会，他将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

　　美国总统克林顿同马萨诸塞州的政界领导人，在东波士顿的一家餐馆里得到邓逝世消息。他的第一句话是：“邓小平是过去20年里世界舞台上的杰出人物。”

　　在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改革的宣告者和设计师。”

　　1989年5月曾访华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于当地时间19日晚，在莫斯科发表悼念谈话。他认为，邓小平是“中国的改革之父”。

　　法国总统希拉克称邓小平是“他的国家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金正日则称他的功绩“永放光芒”，卡斯特罗认为邓小平“对建设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做出宝贵贡献”。

　　早些时候，英国首相梅杰发表讲话，其中强调“一国两制”的构想“充满想象力”。

　　新华社香港分社正式开放邓小平灵堂，许多香港市民自发排成队，等待着送花圈和吊唁。

　　当时在北京发生的某国领导人叛逃事件也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各国媒体不得不作出选择，是继续捕捉新闻最新动向还是转移人力投入邓小平逝世的报道。

　　马珍试探性地将这个选择难题抛给中国外交部官员，对方答复是：“你们先报道邓小平逝世的新闻吧。”于是，路透社最先撤去了在某国使馆门前24小时蹲点的记者。

　　似乎是作为印证，某国官员20日说，关于该事件的谈判因邓小平的逝世而暂停。这位官员认为，中国和该国有着一样的传统，就是不要在人家办丧事时去打搅。

　　邓小平逝世时只是一位普通中国公民，退休后，他惟一的头衔是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一位普通公民逝世，全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政要发来唁电，联合国降半旗，在此期间国际很多重大会议都为他默哀。这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情况。
公车子 (2007-2-08 17:48:46)

没有元宵的元宵节

　　在人们的印象中，那是一个没有元宵的元宵节。在很多地方，那年没有人挂红灯笼，也没有人放焰火。

　　各地电视台停放了之前热播的《蜀山奇侠传》等电视剧，转而播放以邓小平为主人公的电视剧。

　　在刚刚兴起的海外中文论坛上，有人用惠特曼写给遇刺的林肯的诗缅怀改革开放的“船长”邓小平———

　　哦，船长，我的船长！我们险恶的航程已经告终，

　　我们的船安渡过惊涛骇浪，我们寻求的奖赏已赢得手中。

　　港口已经不远，钟声我已听见，万千人众在欢呼呐喊，

　　……

　　可是，心啊！心啊！心啊！

　　哦，殷红的血滴流泻，

　　在甲板上，那里躺着我的船长，

　　他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

　　同样在这个10年前的春节，《东方时空》的编导林芳棋(化名)正在离昆明不太远的一个小村子等待元宵节，那里有十几个六七十岁的小脚老奶奶，舞着一条乌黑的龙。

　　有一天，拍摄间隙，她和同事坐在屋外晒太阳。村里的大喇叭突然飘出了哀乐，同事说：是不是小平不行了？赶去村委会问，果然是。同事又说了：这片子不成了，估计元宵不会办灯会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又对了。

　　老太太们也知道消息了，竟眼含泪花。她们说：感谢毛主席，因为他们解放了妇女，不用裹小脚了；感谢邓主席，因为他让我们穿上了毛涤卡。

　　林芳棋准备放弃预定的元宵拍摄计划打道回府，老太太忽然问：可不可以用送村里老人的方式送邓大人一程。这是她们自己的方式，每逢村里红白喜事，都要请老太太们舞龙助兴。

　　元宵节那天，家家户户在自己门前的泥土地上插上当地特产的一米长的大香，老太太们穿着蓝色的半长褂，她们的小脚踩着玲珑的绣花鞋，在袅袅香烟中，一条乌黑的龙在金色的云上凌空高蹈，一群村里的孩子在后头跟着撒欢……

　　“历史和政治其实离百姓很近，这是我以前完全不懂的道理。”林芳棋说。

　　“老太太可能不知道何谓历史观、谓政治，但她们心明眼亮，就算居住偏远，历史和政治在她们心里和家里的账本一样清楚。”

　　林芳棋后来和她的同事调整拍摄计划，这个节目和胡锦涛陪同小平家属撒骨灰的片断在同一天播出。

　　小平逝世新闻如何传遍世界

　　之前并非毫无预兆。2月17日那个周一，一位朋友约路透社驻中国记者马珍见面，“必须要出来见”。

　　这位朋友的丈夫当时每天出现在301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她告诉马珍，邓公身体不行了，另一方面，马珍得到消息，几个中央领导人提前回京，据此，路透社于当天发出邓小平病危的消息。

　　然而，在之前的10年间，国外媒体多次误报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典型的一次是1995年，有国外媒体报道，邓小平已经去世了，无疑，是假新闻。

　　可是这次，马珍相信是真的。周二，在马珍的要求下，香港、东南亚、美国，在世界任何角落，会说中文的路透社记者都被调到北京。

　　新记者们还没有倒过时差，周三晚上就投入新闻大战，就连摄像记者都上了街，“无论如何，去拍点什么回来。”马珍要求他们。

　　并不是只有马珍们知悉这一消息，当时，已有外国记者靠近中南海西门观察到领导人车队的出入。当天晚上，有点冒失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还跑到了邓家。

　　外国记者们的求证只能通过隐秘方式进行。林氵光耀发现，中央电视台15层灯火通明，这证明央视的领导们一反常态，仍在办公。另一路去《人民日报》的同事也带回了信息。此外，天安门广场的警察也多了起来。

　　一切都能交叉印证类似。作为路透社首席记者，马珍拥有独立发稿权，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实在太重大，路透社事先早有要求：这位20世纪最后一位伟大人物的去世消息，必须在新华社确认之后才能发。

　　发，还是不发？马珍打电话给她的领导。领导一番踌躇之后给了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答复：自己看着办。

　　事后回想起来，马珍觉得当时已经有99%的把握，可是还有1%不能肯定。“如果你是小报可以赌一赌，如果你是大报，赌错了，你就完蛋了。”林氵光耀说。

　　位于三里屯的路透社北京编辑部都在等待。整个世界都在等待。专收新华社消息的电传机仍然保持沉默。早已写好的消息静静地躺在待发稿库中。

　　在2个小时的焦灼几乎到崩溃边缘时，马珍说话了，她只说了一句：算了吧，发了。

　　红色标识的头条也只有一句：邓小平逝世。

　　那一刻，是2月20日凌晨2点42分。2分钟后，电传机响了。

　　于是待发稿库中另一条也同时发出：“邓小平逝世。”新华社说。

　　天亮之后，来自路透社英国总部的消息说，在所有世界级通讯社中，路透是第一家发布邓小平逝世消息的。路透打败了美联、法新、彭勃……闻讯之后，北京编辑部的一个男记者放声大哭。

　　这些细节表明一个客观事实，邓小平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政治家。
公车子 (2007-2-11 20:32:37)

　邓小平去世后十年中国经济路线图
来源：国际在线
中国的大多数普通市民是在1997年的2月17日得知小平病危的消息的。

　　这一天，深沪股市双双跌停，分析人士以“健康问题”这个含糊的词语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解释。

　　但消息并未得到官方的证实，2月18日，深沪股市双双涨停。

　　就在股民们尚在庆幸“一场虚惊”之时，2月19日早晨，噩耗传来。伴随着从各种工具中反复播放出的哀乐，股市再次以跌停开盘，但在收盘时，大多数股票均已收复了全部失地。

　　三个交易日里，两个跌停和两次涨停，如此奇异的走势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但更奇异的是，即便是在大盘跌停之时，大多数股民最热烈讨论的，仍是小平逝世这一事件的本身，而不是自己真金白银的得失——许多经历过这一幕的投资者不约而同这样回忆。

　　这种奇异的市场走势和市场心态，至少分别表达了两个信息：即便在纯粹的经济和资本市场领域，小平在当时依然是最具心理影响力的人物；小平的个人魅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某些阶层和许多个人对现实利益的诉求。

　　而小平的去世，最终却并未像许多习惯于“政治思维”的中国人所预测的那样，成为中国股市的“最大利空”。在后面的50个交易日中，上证指数几乎翻了一番，而且它至今也没有回到过1997年2月19日跌停时的“悲痛底”——855点。

1997年和小平的逝世，对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的改革同样是一次最重大的心理考验，而在这一年穿越了历史峡口的中国经济航船，尽管承载的吨位日重，尽管仍时常遭遇暗流和险滩，但它毕竟始终在改革的单行线上前行。
公车子 (2007-2-11 20:33:13)

　1997：穿越峡口

　　“我最大的愿望，是活到1997年，就是要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小平的这个最大的遗愿，也成为了他最大的遗憾。

　　但这并非香港回归盛典的所有遗憾。由于在“7·1”前后，香港突遭数十年来空前的暴雨洪灾，这不仅使得香港街头的庆典氛围大受影响，让提前数月甚至数年便高价预订香港房间的游客颇为失望，也迫使新一届香港政府的官员们几乎是穿着庆典礼服便投入了救灾行动。

　　几乎在同时，香港和中央政府迎来了更大的考验。冥冥中似有天意，1997年7月2日，也就是香港回归的次日，泰国央行宣布放弃美元联系汇率制度，泰铢当日应声而贬20%，并由此引发一场席卷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金融风波。

　　这两件在时间点上颇有些诡异的事件，在后来看来很有些象征意义：与大自然的竞合和与国际市场的互动，在此后的10年中，不仅成为香港，也是影响整个中国经济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和命题。

　　事实上，如何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和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战略性挑战，这一趋势因为两件发生在1997年的事情而得到空前的强化。

　　就在一代伟人溘然而逝后仅仅3天，2月22日，全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诞生了，这不仅标志着人类在细胞工程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功，也首次将对现代科学的争论上升到了伦理的高度——它意味着“人类摘取了生物学上的禁果，篡夺了上帝的专利”。

　　更现实的危机来自亚洲金融风暴。当危机开始向整个东亚和东南亚蔓延时，不仅中国证券市场已经持续了一年半的大牛市被彻底终结，远隔数万里的美国股市也应声而跌——在世界经济历史上，这是美国金融市场首次在整体上受到亚洲市场的能动影响。

　　在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动荡之时，在九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却进行了近几届来变动最小的一次换届：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只出现了三张新面孔。

　　中国国内政局的稳健运行，后来被实践证明了其极为深远的意义。因为此时不仅中国经济航线上的外部气候和水文状况正在发生几十年未有的变局，整个中国经济的内部运行环境，也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个微妙却是几千年未有的转折。

　　根据1997年的一项统计，中国600余种主要商品中，除棕榈油一种外，全部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全面告别了短缺时代。中国的经济活动的最重要使命，已经由保证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基本需求向更高层次迈进。

　　中国经济的航船从此终于穿过了历史的三峡，进入豁然开朗的中游平原。但在视野突然开阔之时，航速却不可避免地突然放缓——消费需求不再是拉动经济的超前因素，习惯于以外延扩张为主要增长手段的中国宏、微观经济主体们，突然失去了最重要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方法，一时间不知所措。

国内外经济环境同时发生的转折，对1998年的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公车子 (2007-2-11 20:33:40)

1998-1999：安全的减速

　　1998年，中国9年来首次未能完全实现年初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

　　新一届中央政府为这一年提出经济增长目标：确保8%。在中国的经济史上，这很可能是中央政府首次在经济增长目标上使用“确保“这个词。“保八”成为了这一年中国经济生活的主线。但当年的统计结果，是增长7.8%。

　　“1998年中国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朱镕基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分析了“保八”差之毫厘的原因。

　　当亚洲金融危机在发生一周年后，已经被称作“二战以来亚洲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仍然没有人敢断言它已经结束。

　　这一年的长江水灾被则定级为“百年不遇”，导致这场灾害的暴雨却仅仅是10年一遇。“严防死守”和“豆腐渣工程”成为了当年的另两个关键词。后者导致九江大堤的失守，最后抢险官兵以沉船10余艘、耗资数亿元的代价，开创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在洪水未退的情况下，成功堵住大江大河决口的先例。

　　但这场以巨大物质代价换取的战役性胜利，却进一步引起了对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关系的再思考：为了生产人类自身生存、发展乃至享乐所需要的物质财富，人类不断以付出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同时引发大自然更强大的报复；而物质财富的增加，又使得人类拥有更大的能力向大自然进行新一轮的索取和“镇压”……

　　“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温家宝在当年一次会议上引用的这句恩格斯的警言，尽管远不如他担任总理后多次在发言中引用的那些古诗句家喻户晓，但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乃至全人类来说，或许具有更发人深省的意义。

　　来自大自然和国际市场的天灾人祸，只能解释中国经济航船何以在1998年未能达到预定航速，却无法解释这一预定航速本身为何被设定在了这样一个历史的低位——事实上，即便中国实现了8%的增速，却仍然远低于1992年以来的任何一年。经济减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由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的这一根本变局。

　　从来没有经历过过剩经济的中国经济学家和官员们，显然没有足够的心理和知识准备。除了谷贱伤农，古人的智慧也无法为今天提供任何的借鉴；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则告诉我们，西方国家的“生产过剩”并非总量过剩，而是由于分配问题……

　　或许正是囿于这种困惑和经验的不足，中央政府在这一年提出了“保八”这个现在看来有些机械的口号。当时主流经济学家的解释是：从改革开放以来近20年的经验来看，一旦经济增速低于8%，一些社会矛盾就会显露和激化，如失业加剧、企业利润下滑等……

　　当时多数经济学家们或许尚未充分意识到这一变局的另一重效应：由于物质财富和生产能力在总量上的充足，饥荒、匮乏等几千年来无数次危及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硬伤”从此痊愈，而一直被全球宏观经济学家们看作头号大敌，并始终徘徊在中国经济上空的通胀幽灵也从此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创纪录地连续两年出现物价负增长。

　　事实上，无论是未能完成“保八”的1998年，还是经济增速进一步创下新低的1999年(7.1%)，从现在的标尺看来，均属于社会矛盾较为缓和的时期。

　　但经济增速的不断下滑，仍然被各级政府看作是最大的“心病”之一。1998年出台的大学扩招、1999年开始的“黄金周”以及政府以“有形之手”助推的“519”股市行情，具有共同的指向——刺激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当时或许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服务业是与自然界和国际市场最不具矛盾性的产业。但至少大多数学者都已认识到，在第二产业而不可避免地减速之后，服务业是中国经济的最佳替代引擎。

但地方政府的热情却在这方面和中央政府与学者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数年后当中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被严重“漏报”时。有学者指出，地方政府对服务业缺乏热情，最主要原因居然是服务业不容易被统计入GDP数据。而在此时，工业投资过热的病症已经开始爆发。
公车子 (2007-2-11 20:34:06)

2000-2002洄旋与加速

　　尽管“三产”尚未能真正取代“二产”，成为中国航船的主引擎，但在动力源上，外需却及时弥补了后劲不足的内需，使得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千年后开始触底反弹。

　　“千年虫“没有发作，让全世界以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走入了新千年。当这一年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出台后，官员和学者们也大都松了一口气：“通缩病”似乎不治而愈，经济增长时隔两年也再次回到了8%。

　　在1976、1988连续两个龙年成为“多灾之年”后，2000年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出现了难得的风调雨顺。而中国宏观经济的“中兴”，主要正是由于外部环境的顺风顺水。2000年是13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强劲的一年(增长4.7%)，世界贸易额的增长(12%)也出现了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2001年的故事，则从反面印证了中国经济的“外因决定论”。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和“9·11”事件引发的全球恐怖阴影，世界经济增长在这一年再次跌入冷战结束以后的最低谷。中国经济则在这一年出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通缩，经济增长率创下了10年来的次低点(7.5%)，中国股市也开始了历史上最漫长的熊市。

　　但作为世界“20年来最黑暗的一年”，2001年也成为了中国经济“黎明前的黑暗”。

　　美联储不断降低利率，使得全球流动性迅速增加；小布什的上台后恢复老布什的减税政策和增加国防开支，使得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的消费急剧扩大，为全球贸易和中国的出口打了“强心剂”；1998年起开始的住房、教育、医疗等改革制造的“刚性需求”与1999年开始的“黄金周”政策制造的“弹性需求”，开始集中释放；新一轮“换届效应”和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政策的结合，启动了新一轮投资热……内需、外需、投资增长合力将2002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拉回到了8%。

　　而从1997年开始的连续六年的“七上八下”，在中国宏观经济的K线图上画出了一个几乎完美的W底。

此时已经没有人怀疑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下降周期，但问题是，就像1997年中国突然进入过剩经济时，没有人意料到中国经济在此后竟然会经历如此漫长的煎熬，这次同样没有人意料到，在用六年的时间构筑完一个巨大的W底之后，厚积薄发的中国经济竟然会在后来的四年中走出一个让全世界感到亢奋的巨大牛市。
公车子 (2007-2-11 20:34:40)

2003-2007年：超速隐忧

　　导致中国经济在2002年触底回升的内外部因素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大多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中国经济几乎是从由凉转温直接到了热得发烫的地步。

　　经济过热的迹象在2003年初便已出现，但大自然的“无形之手”再次强势扰动了世界与中国经济航船的罗盘。至今来源不明的非典病毒，在21世纪的第一个癸未年制造了上世纪20年代末“西班牙流感”之后最大规模的人类疫情恐慌，尽管后来仅仅把非典定级为一种乙类传染病。这再次证明：人类的全球流动和分工，以及人类对大自然的扰动能力的增强，在某些方面正使得自己的社会和经济体系更加弱不禁风。

　　但人类需要修正的，仅仅是对大自然的过分扰动，而对大自然未知世界的探索却是更科学地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必要路线图。中国载人飞船在癸未之秋的成功上天，一时将非典引起的对自然力量的恐慌消散于无形。

　　非典带来的恐慌与对前几年内经济过冷的“熊市思维”，将中国宏观调控的时钟至少拨慢了一年，但中国政治与社会信息透明度的建设，却由此加快。

　　在2004年的“两会”期间，厉以宁和吴敬琏就中国经济是否过热，进行了一场“决战紫禁城”式舌战后，中央政府很快明确发出了宏观调控的信号。但最快和最强烈的反应居然来自海外市场，从汉城到纽约的世界各大股市，竟然同时发生剧烈下跌和震荡——全世界的投资者以用手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中国“利益相关者”的身份。而在数月前，中国国家元首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出席G8峰会，应当是对这一身份下意识的主动确认。

　　事实上，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周期、利率政策以及通胀走势等呈现出空前的同步性表明，融入和正在融入全球市场的各个经济体都是“利益相关者”——而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主流世界对某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刻意恭维或责任推诿。

　　全球的各主要经济体尚未坐在一条船上，但它们至少已经是历史长河中分工日趋明细，而进退日益同步的船队。这个船队同样正穿行于大河的中游——告别了物质总量短缺、穿行于上游急流峡谷的年代，但航行的外部环境仍充满着未知的浅滩和暗流，距离自由世界的大海更是路途遥遥。

　　曾有人统计，在现代航运领域，发生在内河航运的事故概率远胜于海运，而相对于险在明处的上游和平稳宽阔的下游，中游往往又是事故最多的发航段。尽管水无常形却有其常规，在中国经济航船穿越历史三峡之时离去的一代伟人，其智慧遗产的最大意义，正是作为建瓴于峡口高山上的灯塔，为在大河中游艰难跋涉却渐行渐远的航船，作出背后的指引。